6月13日上午，我攥着锦旗站在安徽省首家国家精神区域医疗中心抑郁症治疗中心（四病区）病房门口，掌心的汗把缎面浸得发潮。爸妈一左一右护着我，这场景和半年前住院时截然相反——那时我蜷缩在担架上，胃里残留的药片还在灼烧，满心只盼着这场煎熬早点结束。
      我是一位17岁的学生，近一年来情绪不稳定，反复多次想自伤，时而流泪，对任何事情没有兴趣。这次住院更是因为在家吞服过量药物，经门诊人工机械洗胃，补液，促排等治疗后送入病房。
      记得刚进病房那天，消毒水的气味刺得鼻腔发酸。北京派驻专家、抑郁症治疗中心胡晨主任带着医护团队查房，我把脸转向墙壁，像只受惊的刺猬竖起浑身尖刺。直到某天深夜，值班医生发现我在走廊游荡，她没问任何问题，只是递来杯温热的牛奶，陪我在长椅上坐到月亮偏西。从那天起，那些闷在心里的委屈像决堤的洪水：堆积如山的试卷、和父母无休止的争吵、刀片划开皮肤时短暂的解脱感……我终于敢把最黑暗的角落摊开给人看。
      这里的治疗像是把破碎的我重新拼合。每天清晨的正念冥想，让我学会和焦虑共处；团体治疗课上，听着病友们相似的挣扎，原来我从来不是孤岛；心理治疗老师一次次约见爸妈，帮我们架起沟通的桥梁。当某天我发现自己开始期待康复训练课的手工活动，意识到原来活着还有这么多值得期待的瞬间。
      出院那天照镜子，镜子里的女孩眼睛有了光。现在的我依然会有低落时刻，但我知道该怎么和情绪对话，知道父母房间永远亮着等我的灯。这面锦旗上绣的不只是感谢，更是我从深渊爬回人间的脚印。当“生物-心理-社会医学”模式被一针一线绣进锦旗，所谓的“心灵感冒”终于等来了它的解药说明书。